拒絕遵循任何類型片規範的奉俊昊

盡管奉俊昊才華橫溢，但他將成功歸因於他是個希治閣式導演。他不喜歡盲從地向大導演致敬（他不是 Brian De Palma），也不著迷於懸疑或者內疚移情這類心理學元素。但他確實遵循了希治閣的做法，那就是把電影的分鏡頭腳本全部都提前精心準備好，這就讓他的電影呈現出錯綜覆雜又環環相扣的情節，也讓他對於懸疑如何吸引觀眾有了敏銳的意識。

另外，奉俊昊也掌握了希治閣玩弄觀眾同理心的技巧，經常使觀眾對電影中行為敗壞或是陷入道德困境的主人公感同身受。他有種和希治閣類似的黑色幽默感，也與大導演有著一致的對詭異視覺衝擊的偏好（《觸目驚心Psycho》給奉俊昊留下了很深刻印象）。最重要的是，他學到了希治閣的一個竅門：把嚴肅的意圖偽裝成娛樂效果。

奉俊昊在2000年因為處女作《綁架門口狗》(Barking Dogs Never Bite, 2000)在倫敦電影節放映而首次來到了倫敦，當時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還和賈樟柯一起參與了一檔「新導演」脫口秀節目，我記得他看到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的標準劇場（Criterion Theatre）的圓頂上有希治閣的大頭照時不知有多開心。

當然電影和分鏡頭腳本還是不同的，奉俊昊經常因為不利的情況而不得不改變前期計劃。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尤其如此：《綁架門口狗》（2000）原本的主演明星最後一刻臨時撤出，而製片人又大幅縮減預算，這部片差點就沒拍成；奉俊昊不得不改變了幾場戲，在拍片時又即興創作了一些，就這樣努力應對著困難。在2008年出版的英文書籍《韓國電影導演-奉俊昊》中，他坦誠地和作者聊到了上述這件事。

而除了《綁架門口狗》之外，他還在採訪中提到拍攝《韓流怪嚇》（The Host，2006）時，為了特效預算可以縮減到可負擔的範圍，他也做了許多調整。甚至《末世列車》（Snowpiercer，2013）都差點沒拍成，因為就在他於布拉格準備開拍時，關鍵的製片資金突然就消失了，而在電影拍完之後，Harvey Weinstein (監製)還叫奉俊昊重新剪輯全片。（根據奉俊昊的回憶，Weinstein在他紐約辦公室內親自問候了奉俊昊，給了他一個熊抱，還說：“奉導啊，你真是個天才！”然後奉俊昊就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叫他按照金主爸爸的想法重新剪輯電影。）

▍奉俊昊其人、其作品及社會背景

比起回顧困難重重的製片過程，直接看奉俊昊的電影顯然更有趣，不過我們首先要來看看奉俊昊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於1969年出生於韓國大邱，是家中四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父親奉尚均是平面設計師，也是一名大學老師，母親以前是小學老師，由於奉俊昊外公是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小說家樸太元，母親一生遭受著政治和經濟迫害。（樸太元在朝鮮戰爭時叛變投靠了朝鮮，韓國的反共當局會經常懲罰這些人的親人。）根據奉俊昊自己的說法，他年少時是個內向孤僻的男孩，學習成績不錯，業餘時間大部分都在畫卡通和漫畫。

奉俊昊在中學的時候成為了影迷，在電視上看任何播出的電影（雖然電視上放的都是和諧版），還看美軍網絡電視（雖然理論上不合法，但就算酒店里的電視也可以收到這個台），然後就開始思考從事電影行業。他的家人信仰天主教，他從家裡以及聖經課上了解到韓國軍事獨裁的不公義，以及1980年光州事件中手無寸鐵的公民遭到屠殺的歷史。

奉俊昊在首爾延世大學讀了社會學專業（《上流寄生族》中兒子基宇的假文憑上寫的就是延世大學），然後就跟大多數他的同齡人一樣，他也是個反政府的民運運動人士。他還因為參與了一個“非法的”教師聯盟示威活動而被拘留一個月，和各種各樣“輕罪犯”關在一起，後來這些人都成了《韓流怪嚇》和其它電影中的人物原型。最終奉俊昊被判緩刑，條件是他要直接服兵役，因此他直到1993年才從延世大學畢業。那時候他已經在大學的電影社團拍了第一部短片《白人》（White Man，1993）（講述的是一名中上階級的年輕白領找到了一名工人的斷指並把它裝入口袋），他還在社團里遇到了後來的妻子。

接著他進入韓國電影藝術學院（KAFA）學習了幾年，畢業短片Incoherence，1994 值得關注，短片的主題、其諷刺性的幽默和一些視覺效果都用在了他後來的長片中，包括《上流寄生族》。短片分為三段以及尾聲：三個片段分別展示了三個人不同的道德敗壞行為，而尾聲則揭示了這三個作惡者竟然作為保守社會的專家棟梁而於一檔電視節目上討論社會道德話題。

在韓國國內及海外電影節上的放映讓這部短片成為了KAFA有史以來最知名的學生作品。奉俊昊和另外兩名同學成為了前KAFA畢業生Ki-Yong Park的助理導演，參與製作了《仙人掌旅館》（Motel Cactus，1997）這部片，奉俊昊還得到了聯合編劇的署名。在電影拍攝期間，奉俊昊的特殊職責是盯著任性的攝影師杜可風（Chris Doyle）。這個工作之後他被車勝宰經紀公司聘用，接著成為了Byung-chun Min導演的作品《幽靈號潛艇》（Phantom The Submarine，1999）的聯合編劇，然後就開始執導他最早的兩部劇情片。

上述對奉俊昊早期職業生涯的描述還缺失了社會政治背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處於軍事獨裁統治中，有嚴厲的戒嚴制度、審查制度、經濟控制和對反對聲音的暴力鎮壓，社會中誕生了一代“覺醒的”民運人士。自1988年首爾舉辦奧運會開始，江南地區從農地逐漸轉變成為現代都市，社會限制減少了一些，然而接下來的五年內，反政府運動持續進行，城市街頭還是經常會出現不少催淚彈。

直到1993年平民金泳三被選為總統上任後，普通百姓的談話行事方式才有了明顯變化，然而金泳三政權的裙帶關系和腐敗問題很快又讓百姓回到了憤世嫉俗、悲觀厭世的時期。90年代中期首爾發生的兩次人為災難加強了人們普遍的感受：韓國社會和政權的核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1994年，首爾聖水大橋的一部分突然坍塌沈入漢江，事發正當早高峰時期，在大橋上行駛的車輛裡的32名上班族和學生死亡。僅僅一年後，五層樓高的三豐百貨公司同樣突然坍塌，造成500多人死亡。兩次災難都是因為建造工程偷工減料，源頭是政府鬆懈的監管制度，當時坊間流傳著許多對於政府貪污腐敗的猜測。二十年後，世越號輪船沈船事件發生，船上的上百名兒童死亡，同樣出現了民憤爆發，因為顯然這次災難是由於官商勾結造成輪船重心過高，製造不合格，船長和船員平日訓練和面對突發情況的反應也同樣受到質疑。

奉俊昊的作品（包括最新的《上流寄生族》）一直都反映了他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韓國社會，以及他這一代人對於國家運作方式的疑慮和擔憂。最主要的主題就是對社會不公義（階級分層）的意識，顯然這不僅僅局限於韓國社會。而更反映韓國本土文化的主題則是對社會現實的直接回應，比如在《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2003）中反映的警察的無能和暴力傾向，這喚起了韓國觀眾對80年代的清晰回憶，因為這正是當年社會上懸而未決的案件。

《韓流怪嚇》裡面，政府和順從的媒體傳播了一條假消息，聲稱一種傳染性病毒比起漢江里的怪物更有威脅性，於是讓大量工人階層平民被疏散出來搭帳篷住，這也與社會現實相呼應，包括《上流寄生族》裡一家人由於天降暴雨、下水道污水溢出而不得不搬出地下室，也反映了同樣的社會現實。《韓流怪嚇》裡面主角家人的兩個受過教育的孩子也顯然有著學生運動的背景：女兒南珠像第三世界的遊擊隊那樣運用她的射箭技術（她的宿舍墻上有張切格瓦拉的海報），她的弟弟會自製、投擲燃燒彈，讓人想到在首爾市政廳附近激戰的民運人士。

有時候奉俊昊的靈感直接來自私人故事。《綁架門口狗》的另一個片名為《更高級的動物》，奉俊昊自己更喜歡後者，但卻被電影宣發否決了此片名，才改為前者。他說此片是他“最私人的電影”，還說“我認為我的目的是保持、展示我的個性。”此片並不是字面意思上的自傳電影，主人公元俊（由李成宰飾演）是一名大學老師，暑假在他簡陋的公寓裡閒蕩，希望能獲得終身教職，而他妻子則在外工作維持家庭生計，這就是當時快30歲的奉俊昊的隱喻性寫照，他那時正在努力為自己在電影業爭取到一席之地。而電影中的那間公寓也和現實生活中奉俊昊和妻子當時居住的公寓相似。元俊外表看起來很溫和，但其實他被公寓大樓某處的狗叫聲吵得心煩不已，然後他想到了兩個可怕的念頭：把狗從屋頂上扔下去，以及賄賂大學主任以換取他想要的終身教職（兩者在道德上是否對等？）。

奉俊昊在片中開創了一種對比模式，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上流寄生族》，電影中超過一半的部分都是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角色中交叉剪輯形成對比。住在樓上的是元俊，整天無所事事，執著於狗叫這件原本的小事；樓下物業管理辦公室里是千男（由裴鬥娜飾演，原本是位電視明星，當時正處於轉型時期，活躍於日韓電影中），她是個沒受過多少教育但有道德感和上進心的年輕女性，雖然事業沒有什麽前景但非常善良貼心可靠。奉俊昊的高明之處在於把這兩個迥然不同的人物通過一只不知道是丟了還是被偷了的狗連接在了一起，而因為狗的事情，元俊來到了社會金字塔的最低一層，也就是那棟樓的地下室，那裡有個吃狗肉的保安，而還有地下二層，那裡有個饑餓的流浪漢。這一切在奉俊昊之前的短片《Incoherence》里也出現過。這種敘事結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拒絕遵循任何類型片的規範。《綁架門口狗》不符合任何已有的類型片常規模式，甚至在當時也是政治不正確的，這可能就是為什麽韓國影評人和觀眾過了這麽久才注意到這部傑作。韓國CJ集團直至2013年才發行了此片的藍光版本。

奉俊昊最喜歡的電影類型是犯罪驚悚片，但他作品中大部分罪案都懸而未決。事實上，《骨肉同謀》（Mother，2009）是他唯一一部敘事上有收尾的電影：一名無助卻頑強的老年女性為了給被誣告的兒子伸冤，卷入了與警察以及龍蛇混雜的底層人物的鬥爭之中，最終獲得了勝利，雖然最後的結果也很出人意料。《殺人回憶》中的多起連環殺人案沒法歸結於片中三個主要的嫌疑犯，因為奉俊昊拍這部電影時，電影中的原型案件（現實生活中发生在80年代）還未破案（就在去年，DNA取證技術最終讓兇手歸案）。兇手仍逍遙法外是這部片的最重要特點。

《末世列車》中的階級反抗者和《玉子》（Okja，2017）中的環保運動者更多是英雄而非罪犯，但兩部片都強調了勝利是多麽有限。事實上，奉俊昊本能地抗拒敘事上有閉合的那種正統結尾拍法，體現了他對於類型片整體上呈現的矛盾態度。他很高興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賦予某種類型身份，但如果能加足馬力來一次反轉再反轉的敘事，或者給充滿戲劇性的場面來一個黑色幽默的反轉，那他就更開心了。

▍怪物的成功

奉俊昊大多數充滿批判性的知名作品（《殺人回憶》《骨肉同謀》《上流寄生族》）相對來說都是小規模的本土製作，因此很多人都很好奇，是什麽吸引他創作像《末世列車》《玉子》這樣的更宏大更張揚的奇觀電影（大多數還是英文電影）？這一次是文化背景起了關鍵作用，盡管個人因素也有影響。

最主要的動力無疑是想要衝擊比韓國5200萬人口更大的市場。奉俊昊的同輩朴贊郁和金知雲都努力想要進軍荷里活英語電影，然而朴贊郁的《私房嚇》（Stoker，2013）和金知雲的《終極封鎖線》（The Last Stand，2013）都被認為是徹底的失敗。奉俊昊受法國漫畫小說的啟發創作的《末世列車》顯然也是要跟隨他們的步伐，但他沒有經歷和好萊塢大佬談判的疲倦沮喪過程。《玉子》的誕生來自一位非好萊塢資方的全權委托邀請（Netfilx不得不在無法強加條件或對電影做出任何改動的情況下支付全部資金），但要付出的代價是電影只能在串流媒體放映，而非奉俊昊更偏愛的影院發行方式。奉俊昊依舊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更進一步的成功。

我們只能猜測是個人因素起了作用。奉俊昊在開拍《殺人回憶》之前，就把《韓流怪嚇》的想法力薦給了一名製片人（最主要是首爾中出現尼斯湖水怪這個想法），但當他為了在預算之內尋找合適的特效而跑了一家又一家偏遠的公司時，他遭受了一系列冷嘲熱諷。《末世列車》和《玉子》彌補了那些不愉快經歷，因為製片方允許他毫無限制地使用任何他想要的視覺效果。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曾說過，一個導演如果可以完全掌握製片工作室的所有資源，那就像一個男孩獲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套模型火車玩具，相信這個說法對奉俊昊也產生了影響。作為一個影迷，奉俊昊意識到韓國除了對日本哥斯拉系列電影有過幾次拙劣的模仿之外，並沒有出現過本土怪物電影，這大概也是激勵他創作《韓流怪嚇》的因素。

1960年，當時希治閣的形象已經因為電影里的客串鏡頭和電視上播出的介紹而為人熟知，他親身出現在《觸目驚心》的預告片和媒體宣傳片中叫觀眾不要劇透電影結局。（當年還是連續放映的年代，影片連續反覆放映，觀眾隨時入場都可以看到全片。）

2019年，奉俊昊在康城媒體冊子上用懇求的字眼為《上流寄生族》作序：「《上流寄生族》並非那種結尾來個大反轉的電影，可能有的觀眾看完某些好萊塢電影出來後在影院大堂里大叫‘XXX（電影主角）是兇手！’之後，會讓其它等待入場的觀眾陷入一陣驚慌和憤怒，但《上流寄生族》顯然與這種電影完全不同。」接著他還懇請影評人不要劇透。

但具有顛覆性的是，奉俊昊其實已經在同意電影片名設計時夾雜了他自己的一點“小劇透”，片名把韓國文字原本的圓圈改為了螺旋，這就是他巧妙地暗示劇情結構的方式，那我們就不多說了吧。